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

心牢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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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回上海,探望了舅舅。
我舅舅是我媽那一代裡,家裡最聰明的一個。他十年前患上柏金遜症。我看見他由頭頸僵硬,到四肢發抖,肌肉無力,舉步維艱,面無表情(因為已沒有力氣控制臉部的肌肉了),我感到很悲傷。他的病把他的身體牢牢地捆着。令我更悲傷的,是他的靈魂被一個比他身體更小的牢獄囚禁着。他甚麼也不敢做、不敢試。
長期病患能夠磨滅一個人的意志,我明白。我自己有超過十年的慢性痛症。在我大學畢業,開始第一份工作前的那個暑假,它便纏上了我。頭四年,我的生命和生活都被我的病痛鎖着 。看醫生幾乎是我生活的全部,其它的都不重要了,工作也沒有心思。我的情緒也幾乎完全受身體狀況操控。我的病痛是隱形的。誰能夠明白為甚麼一個年輕力壯的人連一張椅子也不能夠搬,去燒烤時,甚麼也不拿,要周圍的人服侍她?哪個律師樓的老闆會體諒做第一份工作便不能夠很賣力的見習生?更何況香港當時還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和沙士。我又何曾想過自己會出師不利,還沒有工作,已出現了限制我事業發展的病痛?現在的我雖然學會了和我的痛症共存,心理卻老是覺得這是我在一個看似沒有選擇的人生中,唯一能夠做的選擇 ──把它變成我生命中可以承受的一部分。在做了這個選擇以後,我的病痛沒有改善,但是心靈確有了空間和自由去承受更多。
這一次。我匆匆地去,匆匆地回來,甚麼也幫不了。
從上海回來,我一直在思考人的靈魂。
曾經看過《潛水鐘與蝴蝶》一書。書中的主角Jean-Dominique Bauby有一天突然中風,全身只剩下左眼有活動能力,稱為“lock in syndrome”。他的左眼便成為了他和外界溝通的唯一途徑。一個近似植物人的身體縱然被困在潛水鐘裡,他的思想和靈魂卻像彩蝶自由飛舞。他依然活着,並把他在醫院裡的經歷寫成這本書,包括他的孤獨、哀傷、對於過去的茫然,和他那被禁錮卻永遠活着的靈魂。
我很難想像他是怎樣超越自己的身體。我不想過分樂觀、刻意鼓吹正面積極的思想。我也不認為在我遭遇如此一劫的時候,我會有他的自由,或是能夠被一些振奮人心的故事激勵。我也不敢說有信仰的人和沒有信仰的人會不會有分別。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會經歷所有人都經歷的生老病死,和充滿荒謬的人生。人生本來就如此。問題是,我有自由去選擇麼?
Bauby是法國時尚雜誌 Elle的總編輯,事業如日方中。他中風的那一天,只是很普通的一天:繁忙的工作過後,期待和兒子共享週末。接了兒子以後,卻突然中風。醒來的時候,已是3個星期以後。從那一刻起,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他都在潛水鐘裡。人生的悖論和無奈莫過於此。問題是,你有自由去選擇麼?

2012年7月4日星期三

企鵝型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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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星期五和母親一起回上海。嚴格來說,我們只是一起去赤鱲角機場,因為我們坐的飛機是屬於兩家不同的航空公司的,也會分別在上海的浦東和紅橋機場降落。我的飛機的起飛時間是早上840分,而母親的班機為早上1000正。
我們在800左右道別,我徐步走向我的424號閘口。由於時間還早,我猜母親一個人在機場也是無所事事,瞎蕩着,便打電話給她,叫她來我的閘口坐一會。剛放下電話,航空公司便播出可以登機的廣播。我一面排隊,一面打電話給母親,想叫她不用過來了。
“媽媽,你在哪裡?我登機了,不用過來了。”
“我已經快到了,421, 422, 我看到你了!”
母親看到我的時候,離我起碼有100米吧。我混在人群中排隊,4個近半十字型的閘口排開,人來人往,大半是內地同胞,可擁擠和熱鬧呢。她一眼就看見了我。我的母親可是右眼近視,左眼先天性弱視,就算帶了眼睛,也是半個瞎子。
我立刻想起最近有一次好朋友請我媽在炮台山吃午飯。朋友早上便來了我家,母親去了股票行,我們便相約中午在炮台山的國都廣場門口等。從我家到炮台山有兩條路線。那天,我們選擇了從炮台山道直下。還沒有到炮台山道英皇道的路口,便看見母親在老遠的地方向我們揮手。原來,她一早就看見了我們。碰了面,她說“我看見你們兩個戴著兩頂帽子,一蹦一跳地從炮台山道走下來。整個馬路只有你們兩個戴這種帽子”。我那頂可是她沒有看見過的新帽子呢!我們有一蹦一跳嗎?這是母親對於“可愛”的女兒的投射。
我的母親使我想起皇帝企鵝。企鵝父母外出覓食,回來後要從數百萬的幼鵝中找回自己的兒女,靠的不是甚麼,只是叫聲。在混亂的企鵝叫聲中,它們居然可以找回在我看來一模一樣,卻屬於它們獨一無二的兒女。
可能我們每一個人在不認識我們的人的眼中,看上去都是一模一樣。但是,在某些人的生命中,我們卻是獨一無二。她們只要開動企鵝型偵測器,便能輕而易舉地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她們生命中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