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4)：由1942看苦難、平凡與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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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6日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侵華期間，中國河南省發生大飢荒。天災、人禍，使三千萬人流離失所，三百萬人餓死。

             河南省的其中一個大地主老范，帶著一輛驢車、妻子、兒媳婦、女兒和一個長工，混在浩浩蕩蕩的災民中，根據傳統，出發往陝西。雖然他在出發前因為農民暴動已痛失家園和兒子，他還是帶著比一般群眾多的糧食和錢財，懷著和大家不一樣的心態上路。群眾是去逃難。他們不是，而是去避災。長則一個月，短則半個月。

             路途中，他們遇上日軍的飛機轟炸、國民黨軍隊的搶劫，他失去了所有糧食和錢財。從此，他們一家成為了和所有群眾一模一樣難民。對此，老范說，沒了也好，和大家一模一樣，他反而覺得“踏實”了。

            失去一切身外物，反而覺得踏實了。

他的踏實感令我動容。他終於知道他的存在沒有絲毫特別，他和身邊所有人一樣，是徹徹底底的難民，一起過著充滿黑暗的逃難生活。儘管他有白手起家、東山再起的本領，也曾經有輝煌的時刻，在面對國難、天災、人禍和死亡的時候，他和所有的平凡人一樣，沒有例外、沒有豁免。和所有人一样，要挨餓、吃樹皮和失去人的尊嚴。當時他還未知道，他還會和很多人一樣，失去一個又一個的親人：兒媳婦、太太、在走難時出世的孫兒、女兒、一起走難的鄰居、和那位長工。存在的真實和平凡令人難以承受，卻也諷刺地令人感到那分沒有例外的踏實。這是人生的踏實。

相比之下，那位在飢荒中熱心傳教的中國神父，在經歷了日軍的的瘋狂飛機轟炸、連他的聖經也炸得漫天亂紙紛飛；國民黨軍隊的搶劫；目睹一個小女孩在他身邊中流彈死亡，而他只能夠用炸剩的聖經遮蓋她的鮮血以後，他也發現自己和所有人無異。但是他卻失去了信仰能夠給他的那分踏實感。他質疑上帝為何允許如此的人間悲劇上演。他心碎的一幕使我想起最近看的另一套戲： Life of Pi。男主角在戲中的一句對白使我感到很踏實。大概如下：他說，在苦難發生、他失去所有家人的時候，上帝沒有阻止悲劇的發生，但是他的眼目沒有離開他。他讓他安息，並在適當的時候給他指引，讓他知道該走的路。這是信仰和人生交錯的踏實。“Even when God seemed to have abandoned me, he was watching. Even when he seemed indifferent to my suffering, he was watching. And when I was beyond all hope of saving, he gave me rest. Then he gave me a sign to continue my journey.”

戲終的時候，老范走回頭路。在路上遇上一位和他一樣失去所有親人的小女孩。他認了她做孫女，自此相依為命。兩個平凡的生命，一起展開另一段平凡的人生。這是同病相憐的踏實。

存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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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日

當我不能放手的時候，

請你明白，不是我不能放手，而是我還沒有拎起。

沒有徹底的拎起，又何來徹底的放下。

放手不難，難的是拎起自己存在的事實。

當我憂鬱的時候，

請你不要趕我出死蔭幽谷。

請你相信人的自我成長和修補機制。

當我能夠和自己的最低谷同在，我自然能夠從新上路。

當我負面的時候，

請不要簡單化我的問題，

也不要以正面和鼓勵來挑戰我的負面。

我沒有一個隱藏的議程，

我只是需要消化自己的存在。

存在 (2) －孤單的同路人

 

2012年11月1日

              剛開始學習心理治療的時候，老師說，我們是client的同行者、同路人（fellow travelor)。當我開始實習以後，我開始對這個同路人的身份感到疑惑。

             每一次，client低頭不語，靜默10秒、20秒、30秒的時候，我都會想，她／他此時此刻的內心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即使我能夠踏入他們的內心世界，以同理心道出他們的內心所想，我沒有可能感受他們所感受的。那10秒、20秒、30秒，他們自己在走。每一下下顎和頸部肌肉的抽搐，繃緊的面容，經閉的牙關，吞不下的口水，凝固的眼神，都告訴我，他們內心有很大的交戰。仲然我可能是唯一一個聽到他們內心不為人知的一面，我所能夠做到的也止不過是聆聽、同在和同行，幫他們把內心的凌亂變成能夠整合的實體。最終，他們還是要自己面對自己。

            有時候，client隔了一兩個星期回來見我，告訴我他們在那一個星期的內心的掙扎和心力的付出以後，我才警覺，他們那一個星期是一個人怎樣和自己渡過的。畢竟，我只是一個星期見他們一個小時，剩下來的167個小時，他們還是要獨自面對自己的。能夠一吐為快，也不能免去那段一個人走的路，卻能夠為那段一個人走的路添上意義。

有人能夠以同理心深度明白自己，的確使人感動。畢竟，在這個世界上要找一個真正明白自己的人十分困難。在我自己也開始接受心理治療以後，我發現被輔導是一個極度孤單的過程。我感激我的心理治療師，因為她的同理心觸動我，使我看見自己更深層次和複雜的內心──我是誰。但是，整個過程也是極度孤單的。那167個小時，那10秒、20秒、30秒的靜默，我都是自己在和自己交戰。我要面對的，是自己的存在。

或許，同路人的意義不在於陪伴、同在，而是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和我一樣孤單的個體；有和我一樣，要赤裸裸地和自己的存在四目交投的人。這不是一般的同路人，而是一個有勇氣、孤單的同路人，在告訴我，我和你一樣，只不過是一個人，只不過是要面對自己的存在。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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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30日

“在虛空中飛翔，無風也無影，無聲也無跡。悠悠天地間，我在，我不在。”有好幾位朋友，看見我在臉書上的這個留言，問我這是甚麼意思。

這幾年對於存在的體會是，人生大部分的路都是一個人自己走的。這不是一個消極的歎息，而是主觀的真實。這份真實，在有同行者的情況下，顯得格外具體，真實得使人打寒戰，連神經也涼透。存在，就是如此赤裸裸地和坦蕩蕩的自己四目交投，使我屏息。

沒有人能完全明白另一個人的經歷和感受。同路人的心路歷程可以是北辙南辕。人生的每一個經歷，都如死亡，只能自己去經歷。就算和自己一起死的人，也不會有我一樣的感覺。這是人獨特的存在。有信仰的，我也不覺得有例外。理智上，我知道上帝是以馬內利，全知、全能和全在。主觀上，基督徒也經歷靈魂的黑夜。連主耶穌基督，也要獨自擔當客西馬尼園的沈重。

或許，每天混在人群里，人不能夠容忍的，是自己的存在。

是時候讀傳道書了。

我是誰 （2）？──向外走，向內走

2012年9月11日
 

            我是誰？ 我從6歳開始，便問自己這個問題。

當年我發了一個我認為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夢。在夢裡，我看見四個我：成為媽媽的我，小孩子的我，旁觀者的我，和從來沒有出現在夢境的畫面里，只存在於夢境幕後，遺失了的我。夢在出發尋找那個遺失了的我的時候結束。小時候，我認為這是一個神性的問題，需要一個高深的回應。既然是高深，當時的我當然不知所然。

進入學習階段以後，這個問題便拋諸腦後。直到15／16歳的時候，我想起這個夢，“我是誰”又成為了我生命中的軸。我決定向外走，多接觸不同事物。我轉去了一間國際學校，參加了很多課外活動，擔任了一些領導的角色，上了大學，上莊，當交換生，再留學，多認識來自全世界的朋友……我的確對自己增加了認識。但我還是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工作以後，這個問題再一次拋諸腦後，直到我開始思考轉行為止。4年前，當我清晰自己前路的時候，我自以為已經找到我的答案。後來才發現，這4年中，我問這個問題的次數有增無減。

最近有一次和中學同學聚會時，我說起我在實習其間，遇到不少少年人在問“我是誰”。一位從外地回來的朋友說，她到現在還在問這個問題。她的回應使我愕然，愕然得不懂怎麼回應她。我愕然，因為她是我所有朋友中，我覺得最清楚自己人生要甚麼，自己要走甚麼路，最自由，做一般人不會做的事的其中一個。我暗地裡稱呼她做“神奇女俠”。從中六到現在，我都很欣賞她。原來神奇女俠和我一樣，依然不清楚“我是誰”。

我在年初參加了一個為期兩年的退修／靈修課程。我到今年才發現“我是誰”不單是一個哲學問題，還是一個人生問題，更是一個“最大的”神學問題（根據某牧者）。在最近的一次的退修默觀中，我發現這不是一個向外走，而是向內走的過程。這也是一個我窮一生也不會有完整答案的問題。

在靜觀中，我發現自己的人生是在宇宙的永恆里，一塊永遠也拼不完的藍圖。在過去30多年里，有些拼塊是上帝拋下，我難以消化，在掌心里翻滾多年，才能夠把它們放在那塊拼圖上；有些是我很努力，很刻意去尋找，奮力把它們拼進去的；又有些不知道是哪裡來的，我至今還不知道怎樣處置它們。盡我一生，最多只能夠拼多一些，明白我是誰多一些，又明白上帝是誰多一些。

我覺得我已經想通，因為我已經不需要刻意去找答案。我可以接納上帝拋下的，也可以容許自己去尋找，更可以等待未知的的出現。

當自己能確實面對自己不能確實的事實時，心中竟然有了一份很確實的感覺。繼續走，在朦朧中不迷失，在確實中容讓自己不知道。

“急便便”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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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1日

看完麥兜‧噹噹伴我心, 我和老公說我很感動。整個戲院不到20個人，我笑得最放，哭得最響。老公問我感動甚麼？我說我為了人生命中依然存留的感動而感動。老公一聲嗤笑，不知道我在說甚麼。我繼續說，是“急便便”的感覺。你一定要自己看麥兜。

麥兜小時候，一聽見華仔的歌聲便急便便。麥太太帶他看醫生。醫生說，這不是急便便，是感動；是心理面有些東西竄來竄去。

春田花花幼稚園面臨倒閉，校長打算搞合唱團籌款。麥太太反對麥兜拋頭露面，麥兜以他豬玀般的歌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感動他媽媽。

後來，合唱團有了名氣。有一次華仔搞演唱會，想邀請小朋友伴唱，春田花花合唱團去試音，居然發現華仔做他們的評判。 一首“你的扣肉”令華仔急便便，眼淚直流。 醫生說，這不是急便便，是感動；是心理面有些東西竄來竄去。 華仔發現他那唱歌唱得麻木了的心，從新活躍。華仔開演唱會的當晚，全場觀眾都被“你的扣肉”打動了，眼淚直流。 這些感動源自一位熱愛音樂，付出生命和熱忱的校長。看似語無倫次的一首歌，確把生命的緊扣表露無遺：梅菜扣肉，缺一不可。

劉祖德、麥兜－你的扣肉  

“風吹柳絮　茫茫難聚　隨著風吹　

飄來飄去　我若能夠共你停下去

我願似一塊扣肉…我願似一塊扣肉

我願似一塊扣肉　扣住你梅菜扣住你手　

啦啦啦～愛似是飛花飄絮

願能緊扣伴你共度餘生　愛你是一生一世

願能跟你共扣着度余生 

啊啊啊～似一塊扣肉

我願似一塊扣肉　我願似一塊扣肉

我願似一塊扣肉　扣住你梅菜扣住你手

我願似一塊扣肉　我願似一塊扣肉

我是你一塊扣肉　你是我梅菜扣住你手

啦啦啦……

啊啊啊～似一塊扣肉　似一塊扣肉　似一塊扣肉”

 

 

人大了，生活越來越忙，變得例行公事，生命中很容易失去了那種急便便的感覺。我一直很珍惜生命里的感動。我不停地在找感動，也很容易被感動。因為我相信生命的成長、轉化和意義是在情感、而非理智的層面發生的。我可以為了一個朋友從菲律賓帶給我的芒果而感動。感動的不只是朋友的心思，充滿地道色彩的包裝，還有那個超級美味、和香港的菲律賓芒果不一樣的菲律賓芒果。這是我吃過最最最好吃的菲律賓芒果。

老公說我講話誇張，不可信。在我口里，他總是聽到“這是 全香港最最最最最 好吃的……”，“只是全世界最最最最最好看的……”，“最最最最最感動的……”。他問我 ，如果每天都有一個最的話 ，到底甚麼是最呢？我眨眨眼說，每天都有新驚喜，讓我心花怒放，不好嗎？當我說“最最最最最”的時候，我可是真心相信那個最的，因為我被打動。瘋癲一下，也不是很好嗎？ 看完麥兜，小朋友和大朋友可能都記得“車車車車車這首歌”，我回家也唱了一個晚上，在我老公面前學麥兜，跳了“車車車車車”舞。

戲中的旁白有一句話，“這個世界有時候硬邦邦的，有時候軟塌塌的。當我们開心、傷心，當我们希望、失望，我们慶幸心里總唱着一首歌，讓硬邦邦的世界不至硬進心里，讓軟弱的心不至倒塌不起”。我的感動是我心理面的那首歌。 有朋友問我，我blog的題材來自哪裡？ 我說，都是來自生活中的感動。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感動，可能我的大限已至。

國民身份的混淆和認同

2012年9月6日

（以下內容，部份節錄自去年修讀-Cultural and Individual Diversity課程時的反思。)

             我直到23歳在英國留學的那一年，才能夠肯定自己的國民身份是中國人，不是香港人，或是香港──中國人。我9歳以前一直在杭州接受現在所謂的“洗腦”教育。但是，由於我家庭背景的關係，我覺得我沒有被洗過腦。我的中國教育留給我的是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混淆。我9歳以後的香港教育也沒有幫我解開心結，因為當年的香港教育沒有家國概念。

我依然記得小時候唱過的“紅歌”，甚麼“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幼兒園老師每當講起“偉大的共產黨”，“我們敬愛的毛主席”和“現代中國”時的那份的趾高氣揚，大氣凜然；小學老師帶我們看“紅戲”時我的疑惑，為甚麼每一部片的結尾，都有一個打不死的解放軍，拼盡最後一口氣，把一面迎風飄揚的五星旗插在一個山崗上，才倒下；小學老師帶我們看南京大屠殺的照片時，我的眼淚，那些恐怖的照片，至今還歷歷在目。

我也從幼稚園時就聽家人說起文革的荒誕（比如說是全城打麻雀，天上飛的那種），大躍進時餓死的人，經濟生產的大停頓，和父母兩家在文革時所受到的抄家、逼害和侮辱。

 就這樣，共產黨，新中國、文革，你叫一個年幼的我怎樣搞得清楚？怎麼綜合？我只知道，我的舅舅為了避開共產黨要逃離中國，在西班牙做非法移民，逃離黨等於逃離中國；文革以後，我們只拿回祖屋的十分之一，剩下的要被逼賤賣給政府； 我有親人坐文字獄，因為他姐姐的一句話，被判終生監禁；再加上是知識份子、醫生、基督徒，被打為頑固的極左派，肯定是無期徒刑；被流放新疆的阿姨；跪玻璃的外婆；去拾牛糞和每天都要寫悔過書的媽媽；病死的外公。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很難從歷史書中去體驗。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家人的故事讓我如歷其景。

1987年，小學4年級，我來了香港。1989年，六四民運。對這個黨的最後盼望，如果還有一點的話，都幻滅了。對我來講，這是國殤，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哀。家仇國恨，自此，我開始崇洋。我中學同學一直不明白我為甚麼只聽英文歌，整天想出國留學，嫁鬼佬，中6時轉去國際學校。我大學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畢業後會在香港／中國工作。如果你們現在看見我的分享，該明白了吧！認識我的人大都知道，我因為一場意外，結果還是留在香港讀大學。

大學畢業以後，為了滿足我的留學慾望，我去了劍橋讀法律碩士。那一年，我經歷了很大的衝擊。我選擇了一間最國際化的college住宿，認識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 認識新朋友，當然有一套開場白。

新朋友甲：你從哪裡來的？

我：香港（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新朋友甲：那麼你是中國人嗎？

我：我是香港人。

新朋友甲：香港不是回歸中國了嗎？

（我有一點語塞，覺得自己回答得很奇怪）

新朋友乙：你是甚麼地方人？

我：香港人。

新朋友乙：到底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我：香港－中國人（Hong Kong Chinese， 我這一次以為自己講得很清楚了。)

新朋友乙：有甚麼分別，中國人和香港中國人，不都是中國人嗎？

（我有一點混亂了，盤算着以後怎麼回應。而我又是誰？）

新朋友丙：你是中國人嗎？

我：不，我是香港中國人（Hong Kong Chinese）。香港是特別行政區（我特別強調）。

新朋友丙：中國有幾個特別行政區呢？

我：兩個。根據基本法，香港行政、司法、立法獨立。香港回歸後50年不變。

新朋友丙：那麼，你是中國人嗎？50年以後又怎樣呢？

這些對白，我記憶猶新。

我把我的朋友們搞糊塗了。我慢慢發現，大家都不太會介紹自己是巴黎人、漢堡人、紐約人、胡志明市人或是雅典人。他們是法國人、德國人、美國人、越南人和希臘人。而當地的香港學生，大都稱呼自己是香港人，也有人稱呼自己為香港中國人（Hong Kong Chinese）。直到現在，我身邊的很多朋友都說自己最多是香港中國人。難怪我當時的新朋友覺得我奇怪了。

慢慢地，我們開始談起國事。希臘的朋友告訴我希臘的教育制度，加入歐盟可能帶來的衝擊；德國朋友告訴我德國的司法制度，和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自省和重建；以色列的朋友告訴我他服兵役、保衛國家的點點滴滴，和自己的摯友戰死的悲哀；義大利的朋友給我上了義大利美術史的課； 法國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怎樣享受生活，等等……他們每一個都問我香港回歸的歷史；每一次我都要從清朝的積弱、鴉片戰爭、中國簽下的不平等條約開始講（我當年的歷史很好，現在叫我講也講不出了），一直講道中英聯合聲明和1997回歸。他們也問我中國的改革開放和香港回歸前後，經濟、教育、民生和政治的改變。為了和他們保持有意義和深度的文化交流，很少看報紙和關心時事的我，竟然在英國每天上網看2份香港的報紙。這是我人生中唯一每天讀報的一年。

又慢慢地，我發現自己找到了一個身份。我發現我的朋友們在談論他們國家的時候，都好像自己是他們國家的代表，而我則很自然地成為了香港和中國的代表（因為我是少數的不和香港人，而和其它國籍人士聚集的香港人／香港－中國人）。在他們的言行舉止中，我看見了他們對於自己民族的驕傲和對於我的接納；我也開始羨慕他們那一份作為XXX人的榮耀。那分榮耀，不是基於他們的國家怎麼富強，而是他們能夠不卑不亢地把歷史和國家的興衰我分享。我也意識到自己有責任把國家的功過得失，名川大河不卑不亢地和他們分享。

再慢慢地，我發現自己內心有了轉化。我發現原來自己不認同的是共產黨的某些所作所為，而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人。我為中國某些傳統文化、歷史、發展而驕傲，也為某些歷史而悲哀。我為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感到興奮，也為六四感到悲憤，更為發生在國內的天災人禍感到心痛。有一天，我突然有感動，和我那兩位要好的以色列朋友和希臘朋友說：“我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驕傲。”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驕傲。我的驕傲迎來了朋友的掌聲。以色列朋友說：“難怪我這麼喜歡你這個朋友，因為我也為自己是以色列人感到驕傲。”我的希臘朋友深深地擁抱了我一下。我為我的中國人身份感到前所未有的釋放。我好像有了一份根的實在感。所以我最終還是和鬼老拍了拖以後，嫁了個中國人。

我相信我和我那些外國的朋友們都享受那分根的實在感。我不反對愛黨。但是愛黨的前提是愛里包含着責罰，正如父母愛子女一樣。因為有愛才有悲有恨。責罰是因為愛國家，想國家進步，並非因為黨國不分。我沒有政治智慧，也沒有那些所謂的獨立思考能力, 能從過去10年政府的所作所為，在不受任何人／新聞／集體情緒的影響下，自己獨立推論出現在所謂的陰謀。歷史總有被扭屈、避重就輕的一面。我只相信自己的主觀經歷和生命轉化過程，我的經歷是我的獨立思考，也是最不能被人奪去的。這是人最寶貴的自由意志。在這一次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中，我仍舊在思索自己的角色。我去集會又好，穿黑色衣服又好，在臉書張貼文章又好，不代表我和和我做同一件事的人的立場一樣。
請不要轉發我的文章，免得被斷章取義。也不要like/dislike 我的分享，除非你能夠說出個個人理由。

老公的支持

2012年9月3日

老公一直很支持我轉行。而他支持我的理由也在不斷地進化和演變。

           我開始考慮轉行的時候，我們剛訂婚。他雖然明白不能發揮所長的困擾（因為他自己也轉過行），他對我還是持開放式態度、半信半疑的，怕我只有三分鐘熱度。不過他還是支持我進行自我探索。後來，他看見了我的認真。我又找生涯規劃教練幫忙，又去上不同的課程，又和相關的人士傾談，還參加了一個在新加坡的輔導研討會。他知道我不是鬧着玩的。雖然有一點內疚，我也硬着頭皮問他，如果一結婚，我便辭職，有沒有問題。他二話不說便點頭了。

我知道他支持我是單單出於愛惜我。 我老公不是一個對心理學有熱誠的人，也不是認同我的理念。 他只是單純地愛我。

在中大唸了一年的心理學conversion course，我竟然發現自己對香港的臨床心理學沒有興趣。我再一次內疚地問老公，如果我停學停工一年，做進一步的探索，可不可以。我們的財政會不會有問題。雖然他沒有講，我卻看得出他很擔心。他擔心的不是財政問題（雖然也有一點壓力），而是我會不會迷失了自己。當初這麼肯定要讀心理學，卻突然變得疑惑。會不會又是三分鐘熱度？但是，他還是點了頭，沒有特別多的話。在我極度迷失的一年中，他為我擋了可能來自外母的壓力；給了我極大的個人空間和時間，讓我再一次尋找自己。

一年後，我重新上路。有一次，有一個朋友有家庭問題，我打電話和她傾談了2個小時。隔了幾天，她老公遇見我老公，說她老婆和我講完電話以後，已經冷靜下來了，還說我幫了她很多。老公回家後對我說：“想不到你真的有一點用！厲害！”我很高興，這是老公第一次認可我的貢獻。還有一次，他邀請我去他公司進行企業培訓。完成後，他興奮地告訴我他的同事有多雀躍。其它組的同事還問他們有沒有我培訓的powerpoint。 我很高興。高興的是老公的認同。

現在的老公，依然很支持我。而他的支持，不單單是因為他愛惜我，還是因為他開始欣賞、認同我所讀的書，做的工作，投入的熱誠，寫的blog……我感到很幸福。

”環保份子“

2012年8月29日

               由於我居住的大廈有垃圾筒回收廢紙、塑膠和金屬，我平時會把家中的垃圾分門別類，使它們各得其所。我老公雖然不反對我的做法，卻一直嗤笑我這個“環保份子”多此一舉。星期一的晚上，我把一個食物的內部包裝盤放在洗碗盤中，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把它混在碗碟中，老公便會機械式地把它洗乾淨，然後我才把它拿去回收 （由於我有濕疹，我老公在家負責洗碗）。

老公洗碗的時候，突然大叫一聲：“過來……！”

“甚麼事？”我心想不妙。

“你不要以為你放在這裡我就會洗？”果然“詭計”被戳穿，我感到有一點心虛。

“我放錯了”。我竟然撒了一個慌。

事後我有一點懊悔。為甚麼不堅持叫老公洗了它就算？我的理念也沒有甚麼不對啊？既然他不支持，我決定要在沒有帶給他不方便的情況下，自己要已實質的行動來表達自己的理念。有一天，他可能會明白。

我等政府全面展開玻璃回收計畫，已有一段時間，似乎一點進展也沒有。 而家中各式各樣的玻璃食物瓶子，也儲了一段時間，越儲越多。可以循環再用的，已用了好多年，直到蓋子都生了鏽，不能再用。 我不捨得就這樣把他們扔了，因為我覺得很浪費資源。但是要我特地坐車跑到老遠去棄置這些瓶瓶罐罐，我又懶惰。 於是，家中廚房的層架上，大部分都是空瓶，佔了好些位置。這個星期發生了這件小事以後，使決定要主動一點去處理它們。星期三上網查了一些資料，發現離家最近的玻璃回收點是灣仔政府垃圾房，還是一個民間的團體發動的。我當晚便坐了巴士，完成這個使命。知道這些玻璃會被運到屯門做環保磚，我感覺十分良好。

不知道他有沒有留意到我這個懶惰的人，現在差不多隔天便會清理家中可以循環再用的垃圾呢？我以前可是幾個星期才會清理一次的。

密陽－原諒篇

2012年8月25日

密陽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女主角申愛和她的弟弟分別在戲頭和戲尾問密陽的居民金先生這一個問題 。 金先生都說「沒有甚麼特別，與別的地方一樣，有一樣的人一樣的事情。」

女主角申愛的丈夫在一宗車禍中喪生。申愛帶著兒子阿俊由首爾回到丈夫的故鄉，密陽，打算展開一個新的生活。申愛在密陽辦了一所鋼琴學校。正當生活將快安定下來的時候，亞俊被綁架。申愛沒有足夠的贖款，亞俊被撕票，兇手是亞俊的校長。綁架的原因是校長在一個聚餐時，聽到申愛說她打算在密陽投資房地產，以為她很富有。亞俊死後，申愛的精神面臨奔潰，欲哭無淚。後來，她巧遇一個福音聚會，痛哭以後，心靈得到釋放，並悔改歸信基督教，生命全然改變，展現笑容，周圍向人訴說神的愛如何充滿她，使她幸福和感受到被愛的充實。

有一天，她突然有感動要去原諒那位殺害她兒子的仇人，說一句“我原諒你”，並向他傳達上帝的大愛。她在監獄裡隔著玻璃，向那位仇人講了一大篇的得救見證，換來的是“我已經在監獄裡新了耶穌，求了祂的寬恕，赦免我這個罪人。”

申愛再一次奔潰。“上帝怎能在我還未原諒他以前已經原諒了他？”

一切都是假的。她做了一連串挑戰上帝的行動，破壞佈道會，高買，色誘牧者。她的精神越來越錯亂。她割脈企圖自殺。出了醫院以後，朋友金先生帶她去理髮，理髮師竟然是兇手的女兒。髮理到一半，申愛拂袖而去。

看完這套戲，我這個星期不斷和朋友講起這套戲。甚麼是原諒？怎樣去原諒？申愛需要原諒的到底是誰？

能夠原諒一個曾經傷害過自己的人，絕對不容易。但是，申愛以救世主、英雄式的姿態出現在仇人面前，希望得來的是內心的平安；還是對方戲劇式的痛哭、懊悔、尋求寬恕？ 

            當對方不需要她的原諒，甚至更糟的是對方已得到上帝的赦免，她的原諒又是為了甚麼？

            申愛的教會朋友問她有必要去監獄傳遞寬恕的信息嗎？單方面原諒了對方不就可以了嗎？

           我相信原諒別人是帶有條件的。條件是對方想悔改並尋求寬恕。試問你怎樣去原諒一個不需要被原諒的人呢？

申愛更需要原諒的可能是她自己：原諒自己帶著兒子離開首爾去密陽；原諒自己誇大失實地透露了自己的經濟狀況；原諒自己在兒子被綁架的那一晚和朋友去狂歡、唱卡拉OK，喝得醉汹汹；原諒自己可能如她的外母所說的，克死了老公、累死了兒子；原諒自己在警局看見兇手的時候， 一眼也不敢看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一個公道也沒有討；原諒自己是一個不能夠保護自己孩子的母親；縱然她做夢也沒有想過這種不幸會接二連三地降臨在自己身上。

原諒自己有時候比原諒別人更難。 當然，兇手一定是錯的，申愛和她的兒子是受害者。但是，對於申愛來講，原諒自己可能也意味着，自己要為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做的選擇負上責任；並接納那個曾經弱小、無助的自己。而原諒別人能夠淡化自己的責任、逃避自己永恆的內疚、痛苦和無助。表面上，她似乎能在信仰中找到重生的勇氣，繼續那戲劇化確又平凡的人生。就算經歷如申愛，也沒有例外和特別。事實上，她內心一直被悲哀的陰 霾侵蝕她的靈魂，宗教只是在痲痹她的痛苦。

戲中有三個理髮的情景很吸引我的注意。第一個是申愛剛到密陽的時候去燙頭髮，代表她展開的新生活。第二個是以上所說她在出院以後，又上了一次理髮店，準備展開新生活，卻中途憤然離開。在這套戲的最後一幕中，申愛回到家中，拿起剪刀，唰刷地把自己的頭髮剪下。掉在地上的髮絲，在陽光下，隨風飄去，飄到花園中，被陽光直射的一角，彷彿在告訴觀眾，這一次，她正式開始面對自己的傷痛。

企鵝型偵測器（2）

2012年8月2日

        母親每年夏天都會回來香港。每天晚飯以後，她都會在我們樓下游泳池旁的一塊空地散步。昨天晚飯以後，她慣常地去散步。我站在我家六樓的窗口張望，看看她在哪裡。老公提議我叫她一聲。我說：“神經病，這麼高，怎麼聽得到。叫得大聲的話，所有的住戶都會注意到我。”老公說：“你試試看嘛！”我就以我平時在家講話的聲量，從六樓快速地叫了一聲：“媽媽。”

        只是一聲，母親的腳步便停下來了。她本能地向我們的窗口轉過身來，抬頭張望。好厲害。怎麼一聽便知道我在叫她，還聽得出方向。看來我的母親不只視覺厲害，聽覺也很敏銳。有時候在馬路上遠遠看見一個熟人，任我叫破喉嚨，在後面又追又趕，她／他也未必偵察到我在叫他們。對他們來講，我的聲音應該沒有甚麼特別，值得留意。

        我又想起那堆外出覓食的皇帝企鵝父母。他們要從數百萬的幼鵝中找回自己的兒女，靠的不是甚麼，只是相互的呼叫聲。 在混亂的企鵝叫聲中，它們居然可以找回在我看來一模一樣，卻屬於它們獨一無二的兒女。在他們重聚的那一刻，他們會以在我聽來一模一樣，在他們聽來卻是獨一無二的密碼， 重建他們之間曾經短暫失落的關係。

心牢和自由

2012年7月18日

最近回上海，探望了舅舅。

我舅舅是我媽那一代裡，家裡最聰明的一個。他十年前患上柏金遜症。我看見他由頭頸僵硬，到四肢發抖，肌肉無力，舉步維艱，面無表情（因為已沒有力氣控制臉部的肌肉了），我感到很悲傷。他的病把他的身體牢牢地捆着。令我更悲傷的，是他的靈魂被一個比他身體更小的牢獄囚禁着。他甚麼也不敢做、不敢試。

長期病患能夠磨滅一個人的意志，我明白。我自己有超過十年的慢性痛症。在我大學畢業，開始第一份工作前的那個暑假，它便纏上了我。頭四年，我的生命和生活都被我的病痛鎖着 。看醫生幾乎是我生活的全部，其它的都不重要了，工作也沒有心思。我的情緒也幾乎完全受身體狀況操控。我的病痛是隱形的。誰能夠明白為甚麼一個年輕力壯的人連一張椅子也不能夠搬，去燒烤時，甚麼也不拿，要周圍的人服侍她？哪個律師樓的老闆會體諒做第一份工作便不能夠很賣力的見習生？更何況香港當時還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和沙士。我又何曾想過自己會出師不利，還沒有工作，已出現了限制我事業發展的病痛？現在的我雖然學會了和我的痛症共存，心理卻老是覺得這是我在一個看似沒有選擇的人生中，唯一能夠做的選擇 ──把它變成我生命中可以承受的一部分。在做了這個選擇以後，我的病痛沒有改善，但是心靈確有了空間和自由去承受更多。

這一次。我匆匆地去，匆匆地回來，甚麼也幫不了。

從上海回來，我一直在思考人的靈魂。

曾經看過《潛水鐘與蝴蝶》一書。書中的主角Jean-Dominique Bauby有一天突然中風，全身只剩下左眼有活動能力，稱為“lock in syndrome”。他的左眼便成為了他和外界溝通的唯一途徑。一個近似植物人的身體縱然被困在潛水鐘裡，他的思想和靈魂卻像彩蝶自由飛舞。他依然活着，並把他在醫院裡的經歷寫成這本書，包括他的孤獨、哀傷、對於過去的茫然，和他那被禁錮卻永遠活着的靈魂。

我很難想像他是怎樣超越自己的身體。我不想過分樂觀、刻意鼓吹正面積極的思想。我也不認為在我遭遇如此一劫的時候，我會有他的自由，或是能夠被一些振奮人心的故事激勵。我也不敢說有信仰的人和沒有信仰的人會不會有分別。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會經歷所有人都經歷的生老病死，和充滿荒謬的人生。人生本來就如此。問題是，我有自由去選擇麼？

Bauby是法國時尚雜誌 Elle的總編輯，事業如日方中。他中風的那一天，只是很普通的一天：繁忙的工作過後，期待和兒子共享週末。接了兒子以後，卻突然中風。醒來的時候，已是3個星期以後。從那一刻起，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他都在潛水鐘裡。人生的悖論和無奈莫過於此。問題是，你有自由去選擇麼？

企鵝型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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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4日

            上個星期五和母親一起回上海。嚴格來說，我們只是一起去赤鱲角機場，因為我們坐的飛機是屬於兩家不同的航空公司的，也會分別在上海的浦東和紅橋機場降落。我的飛機的起飛時間是早上8：40分，而母親的班機為早上10：00正。

我們在8：00左右道別，我徐步走向我的424號閘口。由於時間還早，我猜母親一個人在機場也是無所事事，瞎蕩着，便打電話給她，叫她來我的閘口坐一會。剛放下電話，航空公司便播出可以登機的廣播。我一面排隊，一面打電話給母親，想叫她不用過來了。

“媽媽，你在哪裡？我登機了，不用過來了。”

“我已經快到了，421, 422， 我看到你了！”

母親看到我的時候，離我起碼有100米吧。我混在人群中排隊，4個近半十字型的閘口排開，人來人往，大半是內地同胞，可擁擠和熱鬧呢。她一眼就看見了我。我的母親可是右眼近視，左眼先天性弱視，就算帶了眼睛，也是半個瞎子。

我立刻想起最近有一次好朋友請我媽在炮台山吃午飯。朋友早上便來了我家，母親去了股票行，我們便相約中午在炮台山的國都廣場門口等。從我家到炮台山有兩條路線。那天，我們選擇了從炮台山道直下。還沒有到炮台山道英皇道的路口，便看見母親在老遠的地方向我們揮手。原來，她一早就看見了我們。碰了面，她說“我看見你們兩個戴著兩頂帽子，一蹦一跳地從炮台山道走下來。整個馬路只有你們兩個戴這種帽子”。我那頂可是她沒有看見過的新帽子呢！我們有一蹦一跳嗎？這是母親對於“可愛”的女兒的投射。

我的母親使我想起皇帝企鵝。企鵝父母外出覓食，回來後要從數百萬的幼鵝中找回自己的兒女，靠的不是甚麼，只是叫聲。在混亂的企鵝叫聲中，它們居然可以找回在我看來一模一樣，卻屬於它們獨一無二的兒女。

可能我們每一個人在不認識我們的人的眼中，看上去都是一模一樣。但是，在某些人的生命中，我們卻是獨一無二。她們只要開動企鵝型偵測器，便能輕而易舉地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她們生命中的亮色。